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阚静文 刘晨）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领牛策略，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相隔17天，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接连夺去两条人命。
“古德之死”和近6年前的“弗洛伊德之死”，同样也发生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5年多来，执法暴力已令美国社会从“无法呼吸”走向“漫长窒息”。
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在与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的相互交织下，沉疴难解；在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谋求政治利益的党争中，愈演愈烈。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评论：“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
“街头屠杀”，一再发生的执法暴力悲剧
“他很温和，善良，特别有同情心”“他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1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居民在寒风中悼念被枪杀的亚历克斯·普雷蒂时，这样评价这名重症监护室护士。前一天，37岁的普雷蒂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普雷蒂当时携手枪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后者遭“暴力抵抗”后“防卫性开枪射击”。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很快拆穿谎言：普雷蒂手中拿着手机，没有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
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第二起移民执法致死事件。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古德被射杀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而死的地方，仅有约1.6公里。
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点燃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众怒火。当地民众痛诉，“这是街头屠杀！”“冷血处决令人毛骨悚然……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莉迪娅·波尔格林刊文：“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见一场内战。”
“对于我们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领牛策略，ICE暴力执法行动让我们恐惧和愤怒。”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亚当·明特说。
明特所说的ICE，在2003年由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等机构整合而成，目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最大的警察与海关机构。德国《每日镜报》网站报道，去年夏天以来，ICE执法人员在31起事件中使用枪支并造成11人伤亡，另有32人在羁押期间死亡，目前有约7万人被关押在ICE的拘留所。
ICE只是美国执法暴力的冰山一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过程中因不当执法行为受伤，另有600余人死于执法人员之手。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5年，美国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没有出现美国警方致人死亡案件。
“国家暴力笼罩在美国街头。”《每日镜报》报道说。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文章认为，美国执法文化已然崩溃，残暴和非人性化理念深植在许多执法部门内。
“恶性循环”，执法暴力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美国执法暴力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枪支泛滥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执法和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奴隶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网站刊文指出，美国现代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奴隶制。
这样的历史根源，让美国执法体系从诞生起便带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19世纪，随着美国城市化高速推进，犯罪问题成为城市治理一大难题。1838年，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群体对治安问题的担忧。
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让暴力执法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据统计，从2013年至今，美国黑人因警方执法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群体的2.8倍。“弗洛伊德之死”曾掀起美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5年多过去，近9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警察与黑人间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变得更糟。
贫富差距是透视美国执法暴力的另一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指出，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执法暴力威胁。社区人口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关系，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揭示领牛策略，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警察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而“边境限制”正是“古德之死”的关键词。
此外，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暴力循环”。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多家机构估算，美国2024年民间拥有枪支数量约为4亿至5亿支，超过美国3.4亿多的人口总数。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指出，在美国这样枪支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数量的国家，警察等执法人员会假定任何一次执法行动都会遇到携带枪支的人，这影响着警察的日常训练、执法心态和武力使用规则。
“豁免护身符”，难上加难的暴力执法问责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但受惩罚的执法人员寥寥无几。普雷蒂遭射杀后，联邦政府第一反应即是为执法人员辩解。美国犯罪学家塞缪尔·沃克直言，美国执法体系最大失败是无法对滥施暴力建立持久性问责机制。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司法体系为执法人员打造了免责“护身符”。
2025年10月18日，在美国纽约，警察在示威游行活动现场执勤。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法律原则，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只要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时有较大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必须有“情节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执法人员违法。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鲜少作出违法判决。
美国媒体分析，近年来众多对警察不当执法追责的诉讼案中，“有限豁免权”成为保护警方的“盾牌”。不少有“黑历史”的警察借此长期混迹执法队伍中，行为愈发肆无忌惮。据报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时任警察德雷克·肖万在“跪杀”弗洛伊德之前，已收到至少17起投诉，其中16起以无任何处罚的结果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近日还声称，射杀古德的ICE执法人员应“享有绝对豁免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指出，所谓“绝对豁免权”意味着，所有与ICE执法行为相关的指控在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前便会被直接驳回，将从根本上改变执法行为既有规范，进而对美国执法体系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除司法“护身符”外，美国的执法机构体系也弱化了问责机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报告显示，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州、县、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权极大，这也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不当执法的信息都难以掌握。
“仇恨撕裂”，党争极化下的执法暴力
从“我无法呼吸”，到“为古德伸张正义”，再到“喊出普雷蒂的名字”……愤怒一次次在美国上演。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
这是2025年11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新华社记者胡友松摄
两起射杀事件后，两党在事件定性、调查权限上各执一词：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阵营将普雷蒂和古德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职业煽动者”等，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双方互指对方应承担责任。
有美媒评论，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当下，共和党需要为其“强硬执法”寻找辩护依据，民主党则把“暴力执法”塑造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靶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都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借此推进自身议程、拉拢摇摆选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两党对立加剧社会戾气，也为暴力执法埋下祸根。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普雷蒂之死’与其说是一起孤立事件，不如说是一系列矛盾问题累积的结果。”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报告将由党派对立催生的社会撕裂称为“情感极化”，而在针对特定群体的贬低性叙事下，“情感极化”会使愤怒情绪更易转化为暴力行为。
当前，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强硬移民政策时，不断质疑少数族裔身份的合法性；而民主党人为争取少数族裔支持，将执法机构称为种族压迫的工具。这种“双向妖魔化”叙事加剧社会“情感极化”，激化执法人员和民众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的党争还导致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弗洛伊德案后，民主党曾提出警察不当执法的问责法案，但两党为了政治利益在国会反复拉扯、相互掣肘，法案始终未能通过。执法系统改革被裹挟于党争中，暴力执法乱象难以根除、循环往复。
“美国已成为一个被党争仇恨撕裂的国家。”美国《时代》周刊写道。层出不穷的暴力执法、无休无止的两党争斗领牛策略，是美国制度缺陷与治理失灵的又一例证，正加深美国民众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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